历史的偏见――之当道德遇到道德

自然，读中国诗的第一感觉，多是笔力清淡柔和，而且多有隐者逍遥林下的境界。形容这些人，便说是飘逸空灵，多半又有羽化成仙的意味。而能成为脱俗的隐者，除了要有一副好文笔，又总得有点高风亮节，不与同流合污的节操。

最初对此的反感，来源于许由。书上讲，尧说要把天下让给他，他认为这话脏了耳朵，于是跑到河里去“洗耳”；但后面的故事是，一个老农牵着牛饮水，看到许由的举动，很不理解，问清了原由后便问他：你认为尧的话脏了你的耳朵，你到这水里洗耳，可你就没想到，这样做会污染了河水，脏了我的牛吗？我自认这高明的一问是足以让许由羞得跳到河里的，至于后话如何，已无心再去追究。我只觉得以后看待这些清高的隐士们，多少就会带着反诘的冲动。

应该说，作为追求精神上独立与自由的归隐本是无可厚非的。但我们最终会发现超于世俗的归隐却到底还是需要依托世俗而存在。这如同艺术与现实，精神与肉体的关系。探究他们归隐的理由，多是出于社会黑暗与洁身自好之间的矛盾考虑。但是隐士们所处的时代到底有多黑暗，却经不起推敲。假如真是如书上所描述的那样，举世浑浊，就算他们躬耕垄亩，日子也不应该好过。然而他们在诗文里显得如此逍遥自在，那就证明当时百姓的生活并不是置身水火，如有所谓“田家乐”，更反映社会还是很平和的。这样他们隐居的理由便不成立，只能视为一种沽名钓誉。反之，若百姓生活正处在民不聊生的境遇里，作为如书上所言“极富同情”，“心系苍生”的知识分子，一方长官，此时正是他们利用身份地位职权造福百姓的时候，正是用行动表现他们情操的时候，正是由食百姓俸禄到回馈百姓，为民办实事的时候，现在把屁股一拍，老子不干了！跑到山林里归隐，算什么意思？他们自己是干净了，高尚了，要置他任下的百姓如何呢？就等他厌恶的官僚去鱼肉么！

显然，因个人的操守问题而放弃更多人的生计问题，这种历来被称颂的道德模式是值得怀疑的。人格上的高尚恰恰也表现出了人格上的缺陷。我们所看到的大部分归隐，也许从广泛的层面上讲，并不是拒绝了世俗，而是拒绝了作为一个有能力有学问的知识分子应该履行的社会责任。当狭隘的个人道德面对作为有良知的知识分子应具备的社会道德时，古代知识分子似乎更倾向于保护自己的声誉；但从社会层面上讲，视个人声誉甚与天下百姓利益的人，作出这样一个自私的选择后，显然是不能够作为真正意义上的道德楷模的。面对这样一个事实，古代知识分子的行为，就可以视为沽名钓誉。

在这样一种理解下，历代颂扬的正人君子们，便很值得怀疑了。另一点不得不说的，就是他们行为与效果的剧烈反差。本来若一个人诚心决意归隐，便不应与世俗有什么瓜葛。但越是逃避世俗，反而越被世俗所追捧。古代的隐士们若泉下有知，该做何感想？是庆幸终于被世俗所认同，还是厌恶这追捧使自己名扬天下，以至没了归隐之实？我觉得，若他们果真决绝与这恶的人世，就应该不声不响地生活，像老子骑着毛驴出关那样，不知所踪。老子的着作毕竟是在隐没之前所作，但后世隐居者的作品却大多是在宣称不问世事之后写的，而这些作品摆明了是要人看的。这表明在他们心底仍有着被世俗所接纳所认同的渴望，这显然使得他们的归隐之举虚伪至极。“文，身之饰也，身将隐，焉用文之？”

因而，在看到那些飘逸的山水风景墨画，空灵俊秀的书法艺术，绮丽清新的诗歌山水游记散文时，我心里蓦地涌起了一阵厌恶感。在那样一个所谓黑暗浑浊的时代，他们竟还有如此闲情逸志流连于典雅安静的亭台楼阁里，醉心于这高雅文化的熏陶――我不禁要惊讶于他们的坦然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