支那人的通病

我想不到什么形容，但也不能冠冕堂皇。

中国人向来喜好未雨绸缪，做足准备以应万事。中国人从来不打无准备的战，这点从孔明身上便可查明。然而在经历苍海变更后，这良好的无污物的习性却演变成劣性。蚂蚁常在雨落前做好准备，好比是老师说第二天要检查作业，学生一定会全力完成。但这种常理仿佛是从中国政府上级传到学生生活的，近几日有上级来我校检查食堂卫生，于是学校又在做无用之功。这是一种因果关系，但这种因果又好像是人为的。中国人做事向来是被逼才肯做好比是奴隶，要有监工才会全力去做，否则就得吃鞭子。敷衍是被逼迫的产物。政府官员之间又仿佛是骗人与被骗的关系。大跃进时期敷衍毛泽东，现在开始转向敷衍上级那群苯蛋的。温总理未尝不不是“笨蛋”似乎可以如此理解：温说要去某地，然后知道的人就对某地的头说要做好全面工作，那头又对当地人说一定不可以说坏事，以此温便认为大可不必为民而忧，就好比是一个在摄像机前说了坏话的人的录像，在编辑部已被压下，断无与全国人民见面的可能。

我校是这一劣性的缩影，但也不能全怪校长，谁做是不为自己着想，做错了事，丢了帽子，你养他么？班长在向我们讲述食堂的事时，说不是表面工作，说是为了学生，但他往往是好人帮坏人，不说好话，他能当上班长么？就好比是下级不向上级拍马屁，他会升官么？

鲁迅认为：“向来我不相信国粹家道德家之类的痛哭流涕是真心，即使眼角是确有泪珠横流，也须检查他手巾上可浸着辣椒水和生姜汁，什么保存国故，什么振兴道德，什么维持公正，什么整顿学风……心里可真是这样想？——做戏，则前台的架子总与后台的面目不相同。但看客明知是戏，只要做的像，也仍然能为他悲喜。于是这出戏就做下去了，有谁来揭穿，他们反以为扫兴。”

纵使他们知道世人通明他们在做戏，那又怎样，他又不会害羞如十七八岁未出过社会的女子，你又不敢告他，纵使告他，也会被关系摆平。

现代的中国人也只不过是继承先祖血统的同时，在某些方面变了异，说起为支那人也不是歪理。戏曲的好坏，作者言之无用，须经他人之口，似乎是一种对劣性最好的解答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