读《安惇秀才失解西川》

尽管是苏轼写的，我却以为这是做不好的的一首。比如，既然“万事早知皆有命”，而且“狂谋缪算百不遂”，那又何必“朅来东游慕人爵”？不过他是否在说反语也未曾可知，那就不是我辈所能知道的了。

从中能看出点什么来。大概古文人都如宋濂命运是一样的了。既“啖自骨肉引鲜美”，又是“书卖帝王家”，如此这般就有了多少人怀才不遇，多少个苏轼在发牢骚，也都是有情可原。多谢老前辈指导，还是共产主义好！

上面是说的原因，那么，既然都“我昔家居断还往”，也就是勤奋学习不交往，又为什么“临别惟有长嗟咨”？这又引发了进一步的深思。从自身来看，读不精书是否也是一个原因？正如韩愈所说“业患不能精”，好比腹中自有千升墨，还会惧怕考试通不过吗？

相比起来，我们要幸运得多。毕竟怀才不遇的人已经不多，但仗着是老总看不顺眼就炒鱿鱼的人还真不少。我们“业精”以后，就比得安惇好推销。

但如果“著书不复窥园葵”，岂不是成了一个书呆子？就好比茶壶里即便有饺子，你的“出口”能与碗一样大吗？还得“劳逸结合”，否则不是“怀才不遇”，而是“怀才不出”了----能把人从这种桎梏下解脱出来的，只能仰慕素质教育这位先生的大恩大德了。

相比起来，那个属于八股文和“中华”“中华教育”“中华教育改革”“社”的时代已经过去，属于“愁苦诗”的时代已经过去了，但是“应试”阴魂不散。这团黑云，恐怕只有后代来驱散了。

也就是说，我们只需“熟读深思”“不成书痴”，人便还能“安乐”，不至于“若守四川草屋棚”。至于上不上榜，那就是主考官的事了。

最后重复一遍，“若精其业，见之主考”。

于磬妙阁

二月十二